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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中国成立之初,国家贫困落后,几乎一无所有,发展任务艰巨而紧迫。
与此同时,美苏两大超级强国的核威慑如同笼罩在头顶的阴霾,时时刻刻威胁着国内的安全与社会稳定。
面对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,毛主席果断下达指令,中央迅速将核武器的研发提升到国家战略的核心位置。
然而,1963年10月,就在我国首枚原子弹研发取得关键突破之际,远在香港的著名作家金庸却公开表达了自己的质疑。
他不仅对时任外交部长陈毅坚决支持核武器研发的信念表示不满,更直言不讳地说道:
“请问几枚袖珍原子弹,有何实际意义?还不如多做几条裤子让百姓穿。”
这一言论立刻在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,引发热议。
那么,金庸为何会反对核武器的研发?他又为何会将原子弹与裤子相提并论?
展开剩余93%而对于金庸的批评,陈毅又是如何回应的?
今天,我们将重新梳理那段历史,细致探讨这场围绕“核子与裤子”的激烈争论。
1959年,35岁的金庸已在香港打拼十年之久。
凭借《书剑恩仇录》《碧血剑》和《射雕英雄传》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,他迅速走红,成为香港最受欢迎的作家和编剧之一。
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,金庸斥资八万元,联合好友沈宝新共同创办了《明报》。
他不仅连载自己的武侠作品,还时常发表社论,积极参与社会热点话题的讨论。
然而,刚开始办报时,金庸遭遇了沉重的挫折——
《明报》成立当年,销量一直停留在千份上下,无论他如何调整报纸内容和栏目风格,报纸始终难以打开局面。
沈宝新回忆道,那段时间《明报》亏损严重,金庸不得不典当家产来维持报纸的运营。
为了节省开支,他经常和妻子共饮一杯廉价咖啡,坐渡轮时宁愿选最早或最晚的班次以节省费用。
更令人担忧的是,报纸的月销售量中,大部分读者都是冲着金庸连载的小说《神雕侠侣》而来。
因此,即使身患重病,金庸也常常彻夜伏案写稿,力保连载不断。
直到1963年10月,金庸突然发表了一篇题为《要裤子不要核子》的社论。
这篇文章一经刊发,立刻在香港和内地引起巨大反响,《明报》的销量也随之迅速攀升,甚至出现了万人争读的盛况。
这一切的起因,还得从当时外交部长陈毅的一次采访说起。
1963年10月初,陈毅在北京接受日本记者团采访。
期间,一位日本记者故意挑衅,质疑中国研发原子弹的必要性,并怀疑中国是否有能力成功制造核武器。
陈毅沉着应答,反问道:“帝国主义反动派拥有原子弹和核子弹,有什么了不起?”
他深知世界各国普遍看轻中国的核武计划,便继续慷慨陈词:
“他们欺负我们,笑我们穷,造不起原子弹。可我宁愿舍弃裤子,也要造出核武器!”
这番铿锵有力的话语,令在场听众士气大振,纷纷鼓掌叫好,就连日本记者也被他的气势所折服,不再追问。
然而,远在香港的金庸却持截然不同的观点,他一向反对核武器,尤其对“宁愿没有裤子也要造核武器”的说法颇有微词。
当晚,他立即放下手头工作,连夜写成那篇声势浩大的社论,借此振兴《明报》。
金庸言论引发港媒激烈论战
在《要裤子不要核子》一文中,金庸首先曲解了陈毅的话,
他将“宁愿没有裤子也要造核子弹”的豪情壮志,解读成“宁愿让中国人全部没裤子穿,也要拥有核武器”。
这样一来,陈毅表达的坚定决心,被曲解为将军事利益凌驾于人民生活之上,完全改变了原意。
文章后半段,金庸直接抨击陈毅的动机,质疑他为何执意造核弹,并认为人民连基本的衣物都缺乏,有核弹又有何用?
这篇激烈的社论虽然充满对百姓的关切,却也引发了不少争议,部分读者被他的真诚所打动。
但在当时,美苏两国对中国的核威胁步步紧逼,国防安全形势异常严峻,核武器研发显得尤为迫切。
因此,不少香港有识之士纷纷站出来批判金庸的观点。
率先发声的是《文汇报》专栏“编余漫笔”,发表文章《怕中国有?是什么人!》虽未点名,却言辞尖锐,指责金庸“绝非好人”,并称他“假借中国人身份,装作伪善的悲天悯人”。
《新晚报》更直言不讳,称金庸“不是中国人”,“其心可诛”。
香港舆论一时间剑拔弩张,局势如同多方围攻“光明顶”,火药味十足。
金庸也毫不示弱,接连发表《制核弹,无益加有害》和《我们关于裤核问题的十点立场》等文章,坚决反击。
面对金庸的强硬态度,各大报纸也提高了批判语调。
《香港商报》斥责“一小撮别有用心的黄面皮人,假装‘中立’‘公正’,却不遗余力地抨击中国的核自卫”。
《大公报》更是将矛盾推向高潮,称金庸“造谣生事”,甚至直指其为“卖国贼”。
这场口水战持续整整一年,文化界广泛谴责金庸的无知言论,部分广告商也对他颇有微词,纷纷撤资。
不过,金庸的“口水战”反而激起了香港市民的好奇心,《明报》销量一路攀升,迅速成为香港主流报纸。
只是,销量的增长,却是以金庸的个人名誉为代价。
1964年1月,他以记者身份赴日本考察,更让其他报纸坐实了其“卖国”之嫌。
到了10月,批评声浪达到了顶峰。
中国成功试爆原子弹,陈毅一句话平息风波
原因不难理解,1964年10月16日,罗布泊上空腾起巨大的蘑菇云,震惊世界。
美国封锁关键原料,苏联封锁核心技术,他们坚信中国人不可能实现原子弹的零的突破。
但事实证明,中国仅用几年时间,完成了这项被发达国家视为“不可能完成”的壮举。
原子弹试爆成功后,陈毅满怀激动地说道:
“轻视我们中国人、欺侮我们中国人的日子,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”
然而,金庸依然难以释怀,继续在《明报》上泼冷水,坚持“核弹是一种罪恶”,主张“全面销毁核武器”。
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,金庸显得孤立无援,香港多家报纸接连发难,他的论战似乎即将失败。
但出人意料的是,1964年底,包括《大公报》在内的报刊纷纷收敛了攻势,停止了对金庸的公开批判。
背后的原因正是陈毅的出面调解。
陈毅在原子弹成功试爆后,并未骄傲自满,反而反思自己早前言论的片面。
他坦言:“老百姓吃不饱、穿不暖,国家安全有何保障?有了核武器,没有裤子,怎么打仗?”
对金庸,陈毅更表现出宽容:“《明报》那篇社论,要求老百姓有裤子穿,也是不失为对国家的热爱。”
他认为,“核子与裤子”其实是辩证统一的两面,结合起来看,才是对国家和人民最负责任的态度。
就这样,这场轩然大波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
陈毅元帅的宽广胸怀与战略眼光令人敬佩。
事实上,在他的革命生涯中,类似的宽厚胸襟与远见卓识屡见不鲜。
新中国成立初期,首部战争史诗电影《南征北战》筹备期间,陈毅对剧组大力支持,亲自参与剧本修改,提出了大量建设性建议。
但临近开拍,他却郑重叮嘱:
“剧中的对话,尽量别提我的名字。战争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,属于毛主席的伟大思想,属于全体战士和人民,我个人贡献有限。”
连身经百战的战功都谦让不计,金庸那些激烈的社论,陈毅又怎会放在心上呢?
此事过后,金庸对陈毅的敬意也渐生。
遗憾的是,两人未能当面深谈,陈毅便不幸离世。
1972年1月,金庸在悼念陈毅的文章中称赞其“性格豪爽,心直口快”,并表示“核裤论”只是一个比喻,流露出深深的懊悔之情。
金庸对核武器研发的看法,也在此后发生了深刻变化。
众所周知,新中国首场对外战争就是抗美援朝。
人民志愿军在战场上击破美军不败神话,令美军心怀忌恨,时刻图谋报复。
实际上,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后,美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甚至提出一个反人类计划——
计划在我国东北投掷三十至五十枚核弹,企图彻底摧毁新中国。
幸而党中央和全国人民顶住压力,没有被美国的强硬威胁吓倒,成功打赢朝鲜战争,将美军驱逐出朝鲜半岛。
麦克阿瑟也因此早早被免职,军旅生涯草草收场。
尽管这场战争胜利了,但美国对新中国的敌视从未减弱。
核威胁像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,严重制约我国的发展。
苏联作为“老大哥”,本是抵御美国压力的重要支柱,但1955年赫鲁晓夫上台后,中苏关系急剧恶化。
在这样群狼环伺的复杂国际环境中,没有核武器的保障,何以谈保家卫国?
这一点,陈毅虽未直言,但他的宽容大度和深邃眼光让金庸深感惭愧。
自此,金庸对共产党人的看法明显转变,社论中开始流露对内地发展的认可与赞许。
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,金庸对内地更是赞赏有加,坚信中国未来光明无限。
他对改革开放“总设计师”邓小平更是由衷钦佩,称其“有魄力,有远见,是当代真正的大英雄”。
金庸一向谨言慎行,唯独谈及邓小平时不吝赞美。
未能与陈毅促膝长谈,成为金庸一生的遗憾,但邓小平给予了他这次难得的机会。
1981年7月18日上午,金庸早早整理仪容,携家人前往人民大会堂。
邓小平已在门口等待多时。
两人虽素未谋面,却谈得如老友重逢,畅所欲言,讨论大陆多年来的发展以及未来改革开放的方向。
临别时,邓小平握紧金庸双手,深情道:
“查先生以后可以常回来,到处看看,最好每年都来一次。”
此后,金庸的作品在内地得以广泛传播,迅速风靡全国。
一年后,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途经香港,特意会见金庸,试图借他的影响力为英国延续对香港的管治制造舆论。
然而,金庸态度坚决:“香港本就是中国的一部分,理应回归。”
撒切尔夫人只得无奈离去。
随后,金庸在《明报》多次撰文肯定“一国两制”方针,为香港回归贡献良多,并因此获得象征最高荣誉的大紫荆勋章。
值得一提的是,香港回归后,金庸多次应邀访京,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情接见。
回到香港后,他撰写了《北国初春有所思》,细致描述内地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依靠金庸的巨大影响力,香港乃至全球华人开始打破偏见,真实见证新中国的蓬勃发展。
金庸的爱国情怀,也逐渐被广泛认同。
从一个质疑原子弹的年轻作家,到成为为国为民的文化大师,金庸的成长轨迹清晰而曲折。
用他自己的话说,就是“知过能改,善莫大焉”。
如今,金庸已成华人世界不可忽视的文化符号。
而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,陈毅元帅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宽厚胸怀,无疑令人动容。
不可否认,老一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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